林贡钦香港百多名货柜码头工人，以加薪两成为要求的罢工，从3月28日早上开始至今已超过26天。风光不再长期以来，香港码头货柜输送规模全球最大，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支柱，也是香港的国际竞争优势。香港因此风光一时。上世纪90年代末，新加坡超越香港居全球第一，香港退居其次。2007年香港被上海以2500万箱的规模超越，退居第三。2010年上海更成功突破3000万箱超越新加坡成为全球第一。香港多年来仅维持2200万箱左右的规模。今年被深圳超越已成定局。业内人士反映，深圳港与广州港拥有离货源生成地近和劳动力价格低、运费低，港口服务费也低等优势。据核算，包括货柜车的运输费和港口服务费在内，珠江三角洲一个标凖货柜通过香港运出比通过深圳运出要多300美元。香港原本就面对人工成本居高不下、货源增加乏力，内地码头竞争加剧等多项不利因素，2013年货柜吞吐量注定要跌出全球三甲。香港货柜码头是国际物流的重要节点。近年来，在香港这个基尼系数高企的地方，劳工和资本这两大生产要素的冲撞和博弈，日趋尖锐。是次码头工人要求加薪的工业行动，目前仍没有与资方达成任何协议。劳方的要求是，不满意自1997年以来薪酬有减无增，工人待遇

乔晓阳在香港立法会部分议员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3月24日（一）刚才谭耀宗先生建议讲政制发展问题、普选问题，昨天下午一到深圳看电视，林健锋议员正在说要乔晓阳明确解释普选问题，搞得我一晚上没睡好觉，思考怎么跟大家座谈。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算起，我从事香港工作已经有20多年，对香港怀有深厚的感情，与包括在座各位在内的香港各界人士建立了诚挚的友谊，大家对当前香港局势的忧虑，我感同身受。在过去10年里，我就政制发展问题与香港各界人士有不少交流，现在这个问题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既然你们要我回应这个问题，我就结合“两会”期间和一些香港代表、委员交谈给我们的启示，结合香港当前局势，和大家交流。（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主要是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炒得很热，在座的各位当然难以置身事外，从报纸上看，你们当中已经有不少人在各种场合被问到这方面的问题。“两会”期间，俞正声主席发表爱国爱港力量长期执政的谈话，反对派中的一些人立即把中央讲的行政长官必须是爱国爱港的，演绎为要排除“泛民”作为行政长官候选人，群起而攻之。现在，虽然特区政府还没有启动政制发展咨询工作，但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已经是满城风雨。（三）

余永贤行政和立法有必然的矛盾吗？有说香港行政和立法的关系不好，认为基于政治原因，立法会议员向政府的提案投反对票，导致立法程序阻塞。但行政和立法有基本的矛盾吗？基本法指定，立法会的职权包括对政府工作提出质询，和就任何有关公共利益问题进行辩论；基本法同时指定，立法会议员提出的草案须不涉及公共开支或政治体制或政府运作，凡涉及政府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须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同意。这些内容确定了香港行政主导的政府体制。议员有动机吸引选票。在正常的情况下，这将符合香港和香港市民的利益；同时，投票支持有益于香港的政府法案应该也符合议员的政治利益。如果政府的提案正确和看上去是正确的，立法程序应该运作畅顺。在公共行政事务上，程序非常重要。一个政策提案的正确性必须透过辩论和讨论得以展示，令公众清楚明白它的好处与坏处。这种情形跟商界的董事局大不相同：一般的公司行为只需要足够的票数，讨论往往是不必要的，并且可能不是建设性的；而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而言，与持份者讨论是必须的。政府必须有能力去克服异议并且排除恐惧和踌躇，并需要有勇气去接受修改和建议，改善提案。一旦官员正确地掌握问题的核心和提案的原委，他们就有信心和持

余永贤教育局长挂在嘴边的六百亿元教育经费，在香港的两万亿元GDP里，只占3%。在2012年，国家在教育的公共投放已经达到GDP的4%。欧盟国家的平均投放是GDP的5.5%，丹麦8.1%，英国5.6%，美国5.4%。在亚洲，香港远远比不上马来西亚6.3%，也排在泰国3.8%和印度3.3%之后。在国际比较中，香港在教育的公共投放少得可怜。为什么施政报告说︰“教育经费占政府整体开支约五分之一，是各个政策范畴之冠”，这是怎么一回事？有两个原因︰一是香港的公共开支相当于GDP的百分比很低，徘徊在20%左右，因为多年来香港政府奉行“小政府”政策。施政报告强调“适度有为”，显示了痛改前非的决心，摒弃“小政府”政策。二是香港公共开支的定义特别，不包括政府只享有股权的法定机构的开支，例如机场管理局等。教育范畴几乎没有透过法定机构或公司模式运作。其他政策范畴（例如房屋和基础建设）透过这些模式运作就多很多，但这些开支都不计算在内。所以政府开支的比例，不正确反映政策范畴之间的比重，给人一个错误的假象。在香港的成年人口里，只有18%曾经接受过大学教育，相对北京的40%，国家的目标是在2020年全国达至20%。这

余永贤施政报告指出︰“教育应否作为产业看待，社会上存在分歧，在满足本地需求和发展……产业之间也有矛盾”。实在应该“检讨产业发展策略和政策”。大学教育可以透过商业模式提供吗？第一个要认定的事实是，一分钱一分货。要赚钱就要投入小一点，因为投入小了，赚钱的课程一般都比同类的课程质量差。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从商业原则提供的大学课程，大多是次货。有人马上指出，哈佛和普林斯顿是世界上顶尖的大学，他们是私立的，也不亏钱呀。不错，但哈佛和普林斯顿不是靠学费赚钱的，他们的主要财政来源是丰厚的捐款和研究经费。在欧洲大陆，差不多所有大学都是政府公费办的，极少数的私立大学都是规模很小，程度不高，大多数是偏在一些应用的领域，而学生大多是外国人。英国的大学教育大不如前，水平每况愈下，教育政策更是一团乱，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只有反面教材。英国和澳洲都有很多商办的大学课程，很多是特意为外国人设计的，他们也在香港和亚洲其他地方做很多推销的活动。香港政府资助的大学学额，学费只是成本的五分之一。私立课程学费可以贵一点，投入的成本比公立的学额不至于少五倍，但起码少两倍至三倍，质量分别马上可见。为什么要给香港人次货？我们买不起吗

余永贤最近常有私家医院监管失误的报道，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频频解释道歉。其实不是他的过失，而是一个深层次、系统性的矛盾浮现出来，问题的根源在于土地财政。数十年来，政府惯用批地模式主导政策，规划几块地皮让人竞投，建设医院和学校，这种做法就算作是医疗和教育政策措施。但在世界其他地方，这种做法只可称是城市用地规划，并不等同于政策。就算不是赤裸裸的批地，很多政策的推行也离不开土地，例如在科技发展方面，政府就强调动用几十亿元扩建科学园。在一般的公共政策范畴，土地不应该是主要的考虑，土地规划应只属整体政策规划的小部分。让土地规划领导政策，就是让屁股领导脑袋，把重要的政策内容写成批地的条件，是本末倒置，当然会导致误差。可能是受到香港的影响，土地财政在国内一些地区风行了一段时间，但前几年已经正式被取缔了，为什么香港还在执迷不悟呢？一说土地相等于钱，香港地价昂贵，土地是很多项目的最大成本。但这不是让土地主导政策的理由，而土地财政只会助长地价高升，和高地价政策相辅相成。从政府架构方面看，医疗政策应该是由食物及卫生局主导，而地政处审批的批地合约变成了主要政策文件就显得怪怪的。用地续约的审批在地政处，但医疗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