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贤
最近常有私家医院监管失误的报道，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频频解释道歉。其实不是他的过失，而是一个深层次、系统性的矛盾浮现出来，问题的根源在于土地财政。
数十年来，政府惯用批地模式主导政策，规划几块地皮让人竞投，建设医院和学校，这种做法就算作是医疗和教育政策措施。但在世界其他地方，这种做法只可称是城市用地规划，并不等同于政策。就算不是赤裸裸的批地，很多政策的推行也离不开土地，例如在科技发展方面，政府就强调动用几十亿元扩建科学园。
在一般的公共政策范畴，土地不应该是主要的考虑，土地规划应只属整体政策规划的小部分。让土地规划领导政策，就是让屁股领导脑袋，把重要的政策内容写成批地的条件，是本末倒置，当然会导致误差。
可能是受到香港的影响，土地财政在国内一些地区风行了一段时间，但前几年已经正式被取缔了，为什么香港还在执迷不悟呢？
一说土地相等于钱，香港地价昂贵，土地是很多项目的最大成本。但这不是让土地主导政策的理由，而土地财政只会助长地价高升，和高地价政策相辅相成。
从政府架构方面看，医疗政策应该是由食物及卫生局主导，而地政处审批的批地合约变成了主要政策文件就显得怪怪的。用地续约的审批在地政处，但医疗服务的跟进却在食物及卫生局，当然容易出现问题。
对非理性架构安排的标准响应是，政府部门之间是合作无间的团队，有合作沟通就没有困难。可是私家医院监控失误的连篇报道显示，政府部门之间协调完美只是神话。
英式殖民统治喜欢采用不合逻辑的政府架构，程序重迭相互牵制，如果指令都是从伦敦发出，部门之间的协调当然没有问题。没有殖民者的指挥，政府就很难自行运作，这是高明的控制手段。
私家医院监控失误有另一个启示︰十多年前批地时定下的政策条文，不可能适合现今社会，政策要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更改。十多年前很难说得准需要提供多少三等床位，还是医疗套餐，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医疗套餐这个概念。批地一下子定下几十年的合约，而公共政策需要常常调校，所以不适宜用批地模式主导政策。
一次性拨款和土地财政同出一辙，同样忽略了政策必须随着社会的需求调整。在社会福利界，一次性拨款被诟病，因为款项不够满足需求，项目负责人不擅长把一笔钱投资生财，也不是他们的专业使命。相对来说，土地财政的项目就不缺钱，建房子是容易的生财模式，随着房地产价格飙升，很容易让经营者赚钱，如果是多于他提供服务所应得的，就不是恰当的安排。
殖民地时期官员很多时怀着今天不理明天事的心态，批地一次过把事情了结，不亦乐乎。回归后自己当家作主，不应该存有苟且的心态，要把公共政策处理好，更要发展良好合理的政府架构和政策程序，不要埋下矛盾，要彻底摒弃土地财政，否则恶性循环，香港摆脱不了高地价的魔咒。
大公报 2013年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