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贤
教育局长挂在嘴边的六百亿元教育经费，在香港的两万亿元GDP里，只占3%。在2012年，国家在教育的公共投放已经达到GDP的4%。欧盟国家的平均投放是GDP的5.5%，丹麦8.1%，英国5.6%，美国5.4%。在亚洲，香港远远比不上马来西亚6.3%，也排在泰国3.8%和印度3.3%之后。
在国际比较中，香港在教育的公共投放少得可怜。为什么施政报告说︰“教育经费占政府整体开支约五分之一，是各个政策范畴之冠”，这是怎么一回事？有两个原因︰一是香港的公共开支相当于GDP的百分比很低，徘徊在20%左右，因为多年来香港政府奉行“小政府”政策。施政报告强调“适度有为”，显示了痛改前非的决心，摒弃“小政府”政策。二是香港公共开支的定义特别，不包括政府只享有股权的法定机构的开支，例如机场管理局等。教育范畴几乎没有透过法定机构或公司模式运作。其他政策范畴（例如房屋和基础建设）透过这些模式运作就多很多，但这些开支都不计算在内。所以政府开支的比例，不正确反映政策范畴之间的比重，给人一个错误的假象。
在香港的成年人口里，只有18%曾经接受过大学教育，相对北京的40%，国家的目标是在2020年全国达至20%。这一点明确显示香港不是知识社会。无论香港人拥有多少计算机、手机，也不能弥补知识力量的欠缺。一个发达城市在21世纪未转型为知识社会，会陷入严峻的危机。
经济发展严重削弱，因为本地人才不够，很多机构的主要知识力量都是外来的。那些不能依靠外来知识力量的企业就不能发展起来，大学毕业生不足，也窒息了本地创业能力，后果是经济不够多元化。知识力量不普及，更严重地制约了职业流动性，这是贫富悬殊的根源。
知识程度是重要的社会素质，增加知识令社会更和谐。市民越了解政策，越能参与理性讨论，不容易被滋事者挑拨。社会上明白事理的人多了，胡说八道的人就不敢明目张胆。
大学参与率是适龄青年人（17─20岁）就读于大学的比率。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大学学额占19%参与率，连同自资大学学额，香港现在的大学参与率是24%。OECD国家的大学参与率平均是60%；美国和韩国均达到70%；日本是50%；澳洲更超过90%。相比之下，香港的大学学额需要倍增方可赶上。施政报告「预期在未来两年内，适龄人口组别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青年有机会修读学士学位课程」。在两年内，香港的大学参与率可以从24%增加至33%，这是一个实际的目标。希望大部分是透过增加教资会资助学额达成，而不只是批核私人牟利的课程。33%大学参与率也不应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这跟发达国家的标准还是相差甚远。
几十年来，政府压抑教育发展的标准借口是︰教育经费占政府开支约五分之一，不应该增加。这个论调是谬误的。我们清楚看见香港在教育的公共投放只占GDP的3%，远远跟不上发达国家，在亚洲只可以与印度尼西亚为伍。由于多年来投放不足，严重影响市民教育素质，只有18%成年人口有大学教育，大学参与率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不良后果陆续浮现，社会严重分化，贫富悬殊加剧。
施政报告预留一百亿元资助货车司机更换污染比较小的新车。而教育经费只是六百亿元！其中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经费是133亿元，只占GDP的0.67%，这怎样能说得过去呢？！教育发展不好是一个深层次矛盾。政府不是没有钱，只是不愿意放在教育上。深层次矛盾缘于殖民统治对教育、科技、文化的压制，英式殖民统治的特色是有似是而非的理据，“教育经费占政府开支五分之一已经足够了”，就是这样的歪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发展影响深远，政策误差的容忍度比较小。当香港人识破教育经费足够的谬论，发觉人才不足，知识力量不够，政府应当马上纠正，回头是岸。
期待即将发表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拨乱反正，把教育经费起码提升至GDP的4%，跟国家看齐，也提升大学经费到GDP的1%，让香港的教育情况更匹配金融中心。
大公报 2013年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