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上午，中心特聘教授乌兰察夫为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和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2017级新生作“解码深圳：迈向创新之都”专题讲座。乌兰察夫教授讲解了深圳创新城市的亮点、特征以及深圳创新城市的启示。他认为，创新文化是创新城市的根本动因。创新文化是移民基因和多元文化共融集成的优秀文化，主要体现为敢于冒险，崇尚创新，追求成功，宽容失败，它是创新城市的文化精神，是创新城市发展的观念力量，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哈耶克所说：“观念的转变，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发扬创新文化精神，培育创新观念，对于推动城市创新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乌兰察夫教授在讲座中谈到，人才是创新驱动的根本。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人才的数量决定创新发展的规模，人才质量决定创新发展的水平，人才是创新活动最为积极活跃的因素。如果一个城市最有能力汇聚既有聪明才智又有雄心勃勃的创业者，便最有可能成为极具竞争优势的创新中心。乌兰察夫教授表示，市场化是创新驱动的动力。市场是高效的资源和配置方式，市场经济的实质是竞争经济，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和自由灵活的体制机制空间能够激励创业者和创新

王振民香港中联办法律部部长、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研究会会长香港基本法的高级法背景是什么，这个高级法背景又怎样与基本法的实践互动，如何促使香港新宪制的形成？在香港自己的土地上，国家却常常遭受自己人不留情面的谩骂和攻击，让国家情何以堪？！既然基本法的高级法背景是香港无法改变的，香港与国家应该通过充分、深度的交流，增加彼此认识了解，让制度理念交汇交融，建构建设性互动关系不是更加明智吗？香港回归和基本法实施对于国家而言不是重新制宪，制宪权已经在建国之时行使过了。不可能要求全中国来适应香港，香港只能慢慢熟悉、认识、适应国家和国家的制度体制。读法律的人都知道，高级法背景（higher lawbackground），这一概念源于美国学者爱德华S.考文教授探索美国宪法思想渊源的著作《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一书，作者认为“自然法”观念包括私权神圣、“三权分立”等是孕育美国宪法思想的种子，构成了美国宪法的高级法（higher law）。这一理论与著名法学家、纯粹法学创始人凯尔森﹙Hans Kelsen﹚的“基本规范（basic norm）”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讲的都是宪法或者

今年恰逢香港《基本法》颁布25周年，在基本法之下，香港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民主模式？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回归以来，香港在民主政治上有了若干令人瞩目的进步；现行的基本法及相关法律文件甚至为2017年开始推行的行政长官普选制度提供了明晰的蓝图，如能顺利实现，将进而成为香港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但有一个现实的重大理论问题是，在基本法之下，当今的香港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民主模式？晚近香港社会围绕政制改革所发生的大规模激越的政治争拗，更是严峻地向人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尽管美国政治学家艾伦·李帕特（Arend LijPhart）在《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一书中倾向于认为，在利益多元分化的社会里，“共识民主”是最优的，然而，实行“共识民主”模式需要具备严苛的条件，在利益多元分化的社会，未必都能建立“共识民主”。那么，在利益多元分化的社会，如果要发展民主，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民主模式呢？在笔者看来，一个次优的、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则是先实行另外一种民主模式，此即“防卫型民主”。它指的是在推行民主政治中，同时努力保护好其他必要的核心价值，包括保护好民主本身这一核心价值的民主制度模式，为

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院长王振民4月11日在香港表示，围绕普选等问题，有的人离开《基本法》的文本，按照自己的想象去谈论《基本法》。有的人只注重高度自治，却假装没有看到《基本法》白纸黑字规定的中央职权。但事实上，“一国两制”是国家的方针政策，“一国”和“两制”不可偏废。　　当天，香港基本法教育协会、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研究会在香港举办“基本法25周年法律研讨会”。研讨会上，王振民介绍说，制定《基本法》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基本法》的制定权属于全国人大，本身就说明了中央对香港立法的管治权，《基本法》是把“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法律化、制度化，制定《基本法》是国家主权的表达。　　《基本法》的序言说，“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国家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　　王振民说，《基本法》序言上述表述说明，制定《基本法》首先是为了“一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完整”，然后是“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是国家决定设立香港特区，而不是特区自己决定设立特区。“一国两制”是国家

不管是谁，不按照基本法办事就是对香港法治最大的伤害。破坏香港法治就是从破坏基本法开始。　今年4月4日是香港基本法颁布25周年纪念日。3月29日，由全国港澳研究会、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研究会联合主办的“纪念香港基本法颁布25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香港特区政府也将在年内举办一系列活动，向社会各界进一步推广基本法。　　香港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全国性基本法律，也是香港的宪制性法律，规定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和政策，是“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提供了法律保障。　　颁布25年来，基本法在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基本法中的诸多“不变”是如何统一在香港新的宪法秩序这一最大变化之下的?基本法又是如何指引香港民主政制持续向前发展的?《瞭望》新闻周刊就此专访了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院长、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研究会会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王振民教授。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新的宪法秩序　　《瞭望》：香港基本法颁布25年，尤其是香港回归近18年来，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王振民：1990--1997年是香港回归的过渡阶段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4月4日出席“《基本法》颁布25周年研讨会”发表的主题演讲辞，以下为文字实录：董建华副主席、林郑月娥司长、张晓明主任、梁爱诗副主任、林天福总裁、各位同事、各位来宾：1990年2月17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九次全体会议，邓小平先生会见出席的起草委员时作即席讲话，邓小平先生说：“你们经过将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创造性的杰作。我对你们的劳动表示感谢！对文件的形成表示祝贺！”当日闭幕的第九次全体会议，在通过了对《基本法》（草案）的24项修改提案，并作了若干文字修改后，决定将《基本法》（草案）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25年前的今天，即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决定于1997年7月1日起实施。今天，我们聚首在1997年7月1日举行恢复行使主权仪式的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基本法》颁布25周年纪念活动，我首先要代表香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