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贤
香港贫富差距的鸿沟巨大。虽然香港已很少绝对贫穷，我们在香港不容易找到乞丐，饥饿的情况也很少，但是相对贫穷严重。基尼系数是一个广泛用来衡量不平等和收入分配不平均的指针。香港的基尼系数是53.3，在全球发达经济中是最高的，仅低于非洲和南美洲的15个发展中国家。这已经显示香港政府的政策出了问题，因为以香港较好的经济条件，应该可以在国际比较中表现得更好。
相对贫穷一直在过去十年恶化，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增加的趋势，显示不平等的状况恶化。统计显示收入最低的10%的人口收入在过去十年没有增加。
讽刺性的是香港的失业率只有3.2%。低失业率通常不会与高基尼系数同时发生。也许这说明香港人是勤奋的，并且正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情况，同时也更显示相对贫穷的原因是错误的政府政策。
有些人认为一定程度上的收入不平均是正常的，因为付出努力和具创意的人理应拿到更高的收入作为奖赏，而且许多发达国家都经历过一段高基尼系数的时期。但问题在于香港的基尼系数持续处在高位，并保持增势。
关键的是，富有的可以更富有，贫穷的依然贫穷，从贫穷到富有的流动性很小。若贫穷人口看见有机会改善他们的状况，他们的不满不会太大；反之，若看不到改善生活状况的可能性，将会激起不满和愤怒。另外，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不仅是为了避免社会不安；基于公平原则，我们必须提供公平的机会给香港人去改善他们的生活。从经济的角度看，当所有人都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去发展个人能力并应用于经济发展，香港会更加繁荣。
为什么香港的贫富悬殊如此严重？有三个主要原因：一、高地价政策和不受限制的炒卖导致了不合理的资本成本；二、没有注意经济多元化；三、缺乏大学教育机会。
四十多年来持续的高地价政策不断把香港的房地产价格推高，昂贵的房地产已经成为许多行业发展的严重障碍。对利伯维尔场的迷信使投机活动失控。富有的人因炒卖变得更富有，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但过多的炒卖活动把其他经济活动拥挤出去了。另外，高房地产价格使贫穷人的住屋开支增加，生活更困难。
第二个原因是政府没有经济多元化的政策。1979年，曾经有一个多元化委员会，但之后多元化就让路给放任利伯维尔场，不单没有多元化的政策行动，反而有直接的政策去促进单一的金融行业发展。香港需要经济多元化才能提供多种工作，增加职业流动性，这是达致更理想的收入分配的关键。
最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大学教育。大学教育对就业流动能力来说非常重要。香港只有17%的成年人口有大学教育，我们没有足够的大学毕业生。香港需要有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去创立和营运知识密集或技术密集的企业。
舒缓贫富悬殊的策略就正是从这三方面入手。首先，要采取步骤抑制楼价上升，减少家庭住屋负担，并为低收入家庭提供适量的公屋和居屋。另外，应提供土地给中小企业廉价使用，举例来说，政府可以购买空置的工厂大厦，然后廉价出租给中小企业。不过，活化工厂大厦未必是好主意，因为这可能鼓励业主提高租金。
第二，政府应该推行促进经济多元化的政策。因为金融是高增值的行业，多元化的方向就是催生其他高增值的产业，提供的职位要有相当的薪水水平，否则不可持续。高增值的产业就主要是知识密集或技术密集的产业，但不一定是高科技的产业。这就是为什么温家宝总理忠告香港：“发展小型的科技创新企业，以增加就业。”
第三，增加大学教育的供应最为重要。创立和营运知识密集或技术密集企业都需要大学毕业生。短期来看，大学毕业生的增加似乎会减少毕业生就业的机会。但从较长的时期来看，当足够的大学毕业生凝聚的时候，就有创新能力去创立他们自己的公司。
香港不少人在一整天的工作之后，匆匆忙忙去参加课程，提升个人发展，明显可见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和压力。这些课程虽然昂贵，所提供的教育产品质量却参差。政府增加资助大学学额，使一些香港人不用支付过高的价格就可以接受到好质量的课程，甚至能够以全职的方式入读大学，因此大学教育供应的增加不仅为社会带来长期的利益，而且对那些以高昂价格选读商业性质的课程的港人来说，其经济压力得到舒缓。高等教育的增加将意味着大学教职人员的增加和大学小区的扩大，这将立即增强香港的知识能力，从而推动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企业的启动。
职业训练局一般提供文凭水平的训练课程。然而，这种程度的训练通常不足够，因为要创办高增值的生意，通常需要比较高的教育程度。不过，一旦高增值的企业已经成立，受过这些训练的人可以担任支持的角色。
教育是对贫穷的终极解决办法。教育是富人和穷人之间鸿沟的弥合机制。教育帮助贫穷人自我更新，打开隔代贫穷的链锁。
富人和穷人之间不断扩大的距离是严重的社会病， 而这个病的根源来自香港政府推行错误的政策。香港政府采取的政策，使美国传统基金会多年将香港列为最自由的经济，但香港的基尼系数在全球发达经济体中最高。可见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排列非常无聊，而香港这样高的基尼系数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只有在非洲和南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有如此高的基尼系数，而这些国家的高基尼系数大部分是由差劲的经济境况所引起的。当香港人意识到目前严重的贫富鸿沟不是由经济境况引起，而是由政府的错误政策引起，所触发的不满将成为一种严峻的政治力量。
大公报 2012年4月23日
